醒来时

    世界远了

    我需要

    最狂的风

    和最静的海

           ——顾城

　　文 | 黄铁鹰

　　1987年香港股灾：

　　从千万富翁到街边小贩

　　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了十几年没见的小学老师。他是出生在印尼的广东华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刚从雅加达大学金融系毕业，响应祖国号召，同一大批东南亚华侨的知识青年跑到中国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他成了我在长春市安达小学读书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

　　经历了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个老师从爱国青年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能吃饱饭，1977年他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香港。不愧是学金融的，他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年后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装电子表往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跑到深圳办了手表厂。

　　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深圳(香港)环亚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他在深圳的工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当时最大的电子装配工厂之一。

　　之后三年，我们没再联系。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元两件啦！十元两件啦！我一回头，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师站在三轮车上在大声叫卖日本的二手衣服。怕他尴尬，更怕自己尴尬，不知怎的我没敢上去跟他打招呼。正在一边犹豫，突然有人大叫：“走鬼啦！”只见我的老师和其他几个同样卖东西的人，像疯了一样把衣服用任何人类都想像不到的速度塞进包里，推着车子跑了。原来是市政管理人员来了，香港无照小贩专门请人给他们把风放哨。

　　从油麻地回来后，连忙找名片给老师打电话，所有电话都变成别人的了。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那天没有市政的人来，老师的生意也很冷清，我鼓着勇气上前跟他打招呼，本以为他会尴尬，可是老师毕竟是老师。老师跟我说：“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生意了。见到你真好，如果没事陪我聊聊天。”

　　我问：“那么大的工厂，是怎么破产的？”

　　老师说：“嗨！都是一个贪字。(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不少人赚钱，我这个学金融的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能赚一千万，我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钱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灾一来，我的资金一下子转不动，房子和工厂都给了银行。”

　　我问：“师母怎么样？”

　　“她现在在新蒲岗的一件制衣厂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人钱，这个钱总是要还的。好在这是香港，人只要勤劳就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总会有机会。这就是人生。”快60岁的老师说。

　　老师永远是老师。从此我明白香港人说的：马死落地行是什么意思了。

　　1987年的股灾是香港人经历的第一次股灾，那是由美国股灾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一天跌了22%，年轻的香港股市一个跟头倒下了，连关了四天市，当香港股市重新开始后，香港股民的钱少了三分之二。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股市。

　　1992年日本股灾：

　　跳楼的野村证券员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参观。由于当时日本股市和楼市如日中天，股市比2007年中国股市还火，市盈率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实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日本商人在全世界可牛了，到哪儿都像阔佬逛菜市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买了澳洲铁矿，买了香港半山上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接待我的是一个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的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经济，这个大楼里储存着全球客户的经济信息，野村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全，在这个楼下100米处有一个发电站，它可以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运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不到两年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还能卖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了。于是，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了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也开始裁员了，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人上个月跳楼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是教人们如何省钱，比如教日本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一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到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袋里有了真实的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1997年香港股灾：

　　成为负资产的女秘书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形势还好好的，楼市股市不断创新高，人们排着队去酒楼吃饭。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开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国内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为了走后门买我们公司的房子，陪我们唱了一晚上卡拉OK。我公司两个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去排队，每人花80万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买一栋房子，可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三分之二，这两位小姐那几个月脸色难看得很，眉头之间总挤出一个大疙瘩。原因是她们把已交了80万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给了银行，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同样的房子，只值80万；如果她们继续供当时买的房子，就要再付160万。

　　那个刚来香港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说：“你看到门外那两个小姐了吗？她们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在这个公司已工作10年。她们跟你一样，也买了我们公司的房子，因此她们这10年算给公司做义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点不明白，就解释说：“她们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攒了80万，交了这套房子首期后什么都没剩下，可是现在房子又没了，这不等于白白给公司干了10年。如果能退房，她们早退了。你没看这几天报纸讨论吗，很多人卖了李嘉诚的房子，现在变成负资产。有人说在这种特殊时期作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应该网开一面，不要再追这些负资产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你猜这位首富李先生怎么说？他说：香港是个重合同守信用、风险自担的社会，你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所有人都没看到。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你分利润。”

　　2000年互联网泡沫：

　　从3亿元到有行无市的总经理

　　亚洲金融风暴还没过去，互联网又来了。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疯了。这次不同于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疯狂，不管是搞地产，还是搞百货；不管是生产电子，还是生产水泥的；不管是办学校的，还是开夜总会的；总之全同互联网干上了，纷纷办起了网站，纷纷注册了名字带有Cyber.com、Information.net的公司，纷纷向那些常青藤大学毕业生发出高薪聘书，纷纷与IT公司联姻。我当时打工的华润创业公司自然也不能免俗，虽然公司每年有十几亿净收入，但因为同互联网没有关系，股价还不如一个刚创办两年的互联网公司高。股东不干了，说：如果你们再不进入IT，就要找人收购。于是，我们只能绞尽脑汁往互联网上靠，先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咨询费，请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从美国飞来的高级脑袋除了给我们写了两大本资料外，任何问题也没解决；其实他们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互联网里的虫，我作为公司总经理当时连上网都不会。

　　可是商场是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游戏。当时许多如雷贯耳的经济专家都说：互联网技术会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谁跟不上，谁就会被淘汰。想想看，谁不害怕呀？于是，我们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国技术公司“结婚”。经过投资银行的朋友介绍，美国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来香港，期间可以跟我们谈谈。可是时间约到早上8点，这在香港是非常罕见的商务见面时间。我当时有点纳闷：看来互联网的人就是不一样，可能都是超人!第二天早上，7点50赶到人家香港分公司，一进接待室我差点晕了，原来在我们前面已有两批人，一批人正在会议室里同那个副总裁谈着，另外一批人还在会议室里等着。8点45分，轮到我们，30分钟谈完，结果就不用说了。

　　2000年初正当我被互联网搞得晕头转向时，一个朋友找到我，他与一个美国基金创办了一个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市值一下子升到200亿。他请我加盟。我说：我可不懂互联网。他说：你只要懂上市公司运作就行。于是，他开出了我不可拒绝的条件——3亿元的公司股票，外加7位数的年薪。做着亿万富翁的美梦，我在新公司上班了。可是上班的第一个天，互联网泡沫破了，第一个月我的3亿元变成2亿元，第二个月变成了1亿元，第三个月……。第10个月，我的股票变成3000万，而且有行无市了。

2008年中国股市：

　　骂“基金经理都是骗子”的基民

　　互联网泡沫灭了。金砖四国又冒出来了，特别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雄起得不得了。中国转眼之间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世界第三大经济发展国。2007年中国这头昏睡的狮子，终于彻底醒了。深圳的楼市开始超过香港的新界，上海北京的写字楼也开始赶纽约，开户炒股的人到了1亿。于是，一下子创造了世界第一大银行、第一大石油公司、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第一大保险公司……这一年全世界500强排名乱了，因为那些老牌500强纷纷被突然变大的中国公司挤出去了。中国商人在世界上开始扬眉吐气了，腰里揣着大把股民的钱，也能想买谁就买谁了。于是，中亚和非洲的油田，拉美的铜矿和铝矿、澳洲的铁矿和煤矿频频被来自中国的买家问价。澳洲有些人小心眼，看中国人要收购澳洲最大矿业公司，竟提出将会威胁本国民族经济。中国外长婉转讲话了：“中国对澳洲的投资，还不及澳洲对中国投资的一半，我们希望澳洲继续对中国增大投资。”真是富国风范，以柔克刚。

　　2007年世界经济的焦点放到了中国，全球的经济天才都在讨论中国股市和楼市，一派说泡沫太大了，另一派说中国正在改写世界经济，潜力远远还没发挥出来。

　　可惜世界经济还没改写完，美国那边次贷泡沫又碎了。中国股市进入2008年，少了近三分之一。记得2007年9月我回长春度假，碰到我母亲一位老同事。一个当了一辈子会计的75岁老头，成了中国第一代“基迷”。他把报纸上所有有关基金的报道用剪子剪下来，钉成三本半大书，还跟人学会了在坐标纸上画图表。他把家里所有闲钱都买了基金。我问他现在买股票是不是风险太大？老头说，他买的不是股票，是基金，基金是由金融专业人士管理、抗风险能力最强的综合投资工具。他刚买的QDII是走了银行后门才买到的，现在不到一个月就赚了5%。春节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老头投到基金的20万元，只剩了10万元，现在有些精神不正常。老伴治病需要病，他捂着就是不卖，整天到银行管人家要钱。见谁跟谁说：基金经理都是骗子。

　　后记

　　我是1955年出生的，以上是我活到现在亲身经历的经济泡沫。其实，所有学经济的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泡沫比比皆是，比如：19世纪英国的南海金矿泡沫、荷兰的郁金香股票泡沫，20世纪初的美国铁路泡沫、造船泡沫、杠杆并购和垃圾债券泡沫……

　　让我奇怪的是：人类怎么一点都没有学聪明？尽管每一次泡沫都有过去的影子，可是人类还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诺贝尔经济学奖快有一个世纪了，那么多聪明过人的脑袋得了这个奖；计算机在百万里的星空中，就能算出你把钥匙藏在家门口的第几块砖头下；人类也能把羊变成人、把人变成羊，怎么人类就是不能避免这些如此相似的泡沫？

　　一些历史上的泡沫故事往往让我们匪夷所思。比如在英国南海泡沫中，一个骗子注册了一个叫南海投资的公司，在他的招股书上写道“本公司在拉美有一个诱人的投资项目，现在需要融资，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暂时不能透露”。第二天，当他打开办公司的大门时，外边挤满了给他送支票的股民。第三天，这个骗子拿了钱就消失了。

　　我相信我们的子孙，读到今天杭萧钢构(7.06,-0.13,-1.81%,吧)这样的故事一定也会忍俊不禁，但是他们依然避免不了被他们的后代贻笑大方的命运。

　　我认为“以史为诫”和“读史明志”对人类不灵，人类是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就像公元前欧洲种族之间的屠杀在二战犹太人的集中营依然上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复制一样，不论发生过多少次泡沫，泡沫还会再发生。

　　为什么？

　　因为人类就是人，人类就是由每一代的你和我组成的。尽管我们的父母都会告诫我们，不要玩火，火会烫手！可是有哪个人没有被火烫过？！人只有被烫过，才成熟；人成熟了，就是离开舞台的时候了；舞台永远是新一代人玩火的地方；每一代人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长大；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泡沫和体验它的破碎。

　　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的惟一借鉴就是我们从历史不能得到任何借鉴。

　　有人可能说：经济泡沫中损失的是不太懂经济的大众，经济领域的专业精英——经济学家、银行家、基金经理……他们是应该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泡沫的，从而更多地避免损失。可是大量统计研究证明：这些精英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预测泡沫的水平上一点也不比老百姓强，因为他们在股市中的平均收益同股民大众一样，他们比普通股民惟一多赚的只是手续费。

　　难怪诚实的格林斯潘一再说：“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了。”

　　(作者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现居墨尔本)

当然，投资最需要的是知识和理性，他们同样具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研究行业，而且精通公司财务。

很商务，大部分时间里坐在咖啡馆或者书店，普遍高学历、高素质。

思维状态：在高风险下保全资本并能保证盈得利润；如何用已有的钱赚更多的钱；

如何把盘子变得更大？一方面是把存量搞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让增量进来。

底线是不能让蛋糕越来越小。

永远处在寻找下一个猎物的状态。

团队生存特征：圈子，抱团，聚集志同道合且有一定财力的人。在一个组织里，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游戏规则并严格遵守。

基本上都是在财经界混的。把资本当作江湖，崇拜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高手，懂得什么是资本运作、财务杠杆和融资工具。

都倾向于Pre-IPO项目，投资额度在500万到5000万之间，最好是新经济领域的东西，虽然风险高，但是能看得懂，而且将来创业板上高溢价退出。

资本市场的火爆以及VC退出的高利润，股权投资项目。

从天使投资开始，亲自操刀，即使交了学费（当然，交学费练手是难免的），也不至于彻底出局。

    尽管CPI指数第二个月回落，明天公布的6月CPI有可能降至7.1％，但是中国的国情告诉你，物价依然还很高，真实的不是这个数字。

    即使有吴晓求此等用灵魂爱护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们摇旗呐喊，国民经济受伤了，资本市场快崩溃了，但御用媒体的报道和政府智囊的言论告诉你，在目前此种国际国内形势下，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是很有作用。  

     ...........

     一千个理由告诉你,防止物价上涨依然是今年下半年及其今后两年的调控重点，管你市场钱多还是钱少，管你是什么性质的通货膨胀，管你股市的狂跌，管你房企的生还是死，控制物价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工作的重点。

    中央马上就要召开经济形势会议了，针对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市场会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领导告诉我，媒体上各种的专家的猜测大都雾里看花，说夏斌的言论还比较具体。

    夏斌说了，当务之急是压物价保增长，今年的宏观调控思路应该是“紧货币、稳汇率、调价格、松财政、补穷人”。从紧货币政策思路不能改变，但从紧的程度应尽可能确保GDP增长9%，要充分关注货币供应量与贷款指标的名义与实际值的关系，尤其是实际贷款增长值。

    既然货币政策不能送，那么财政政策或许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下半年的投资该如何操作呢？有操作的可能吗？机会在哪里？

    这是领导下达的任务，想清楚吧，这是在工作。

    同时也是投资，来不得半点马虎。

   2008年，这个数字很吉利，本应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兴奋。

   上帝往往以作弄人间为乐，次贷危机来了！通货膨胀来了！

   股市在狂跌，都超过越南了！

   房地产危机四伏，银行断了它的奶并抽了它的血，为四处筹钱而拯救公司,房地产大亨们变身为化缘的和尚。

   居高不下的CPI在蚕食着银行储户的本金，你的银行存款在缩水，你知道吗？

   这一切灾难的到来，除了年初的雪灾和年中的地震外，贪婪的人性与无知的决策对经济的危害比天灾更严重。

   华尔街上的金融天才们借助资产证券化这一魔方，凭借着天才般的脑袋，以复杂的方程式和金融模型，发明了次级债券。通过层层包装和交易，最后，引发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演绎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中国的金融机构也无法逃过此劫。

   还有谈之色变的紧缩货币政策，那些政策制定者盲目且简单地认为，中华大地上全是钞票，股价泡沫了，房地产价格高企了，一切商品都涨价了。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老百姓口袋空空，我们的工资多少年没有涨了。

   于是，东部很多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断了，破产或者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已无法计数，大批劳动力失业，而且局势仍在恶化当中。

    全国房地产企业资金吃紧，房价死死地撑在高位而摇摇欲坠，但从种种迹象来看，房地产的冬天还没有到来。

    股民被狠狠地宰了，曾经说“中国股市黄金十年”的股评家和经济学家也销声匿迹了，调低印花税后还被政府耍了，遭遇“十连阴”，惨不忍睹，而日趋干瘪和消瘦。

    。。。。。。。。。。

    这一切，都是紧缩货币政策酿出来的苦酒。

    衡量经济增长的数据和指标都在发生变化，贸易顺差增幅大幅降低，PPI继续超CPI飙涨，固定资产投资也在萎缩，GDP增幅回落，失业率在上涨，人民币继续大幅升值......。

    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我不知道。请教投资界和学界的朋友、老师，他们大都云里雾里。  

    我想，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必将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与重生。但愿中国经济的掌舵者能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形势，并能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运筹帷幄，带领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强大于世界民族之林。

十、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 泽 东 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tong一起来。毛 泽 东 在《 延 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tong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tong一的问题。不tong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tong一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ji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 批 判 的 对 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不少资料对古曲《阳春白雪》解题时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更正一处BUG，上文中的晋武帝应为晋孝武帝（晋武帝是他祖宗司马炎）。我参考的《世说新语》是PDF版，原文就错了。我加以引用，失之详究。　　
　　红将：《广陵散》原是东汉年间广陵一带民间乐曲，之所以与聂政刺韩拉上关系，是因为蔡邕。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 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 ，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 “楚歌声” 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也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如今，刘邦携天下之众，而自己众叛亲离。战乱日久，天下人心思定，势易时移，时局已非当年八百江东子弟起兵抗秦可比。项羽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朱光潜說：“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決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

    深深解读两汉之间的王莽政权——新王朝，从王莽其人性格及其实施的政策来看，一个很深的感受，即王莽生错了时代。如果王莽出生在今天的中国，那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

    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新社会政策。

    如实行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有政府分给土地；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不在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强迫劳动。

    还有更激进且类似于当今我中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如实行专卖制度，很多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产品有中央政府控制和定价，比较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掌控在中央政府之手的；建立了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者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实行计划经济，有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征收所得税。

    从以上这些措施，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在一世纪时，就在王莽的头脑和改革措施中得到构想和实践。